倡议的提出与直接反响

“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直接前身是2014年成立的蓝带生物防御研究小组，由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组成。其宗旨是“提供对美国生物防御工作状况的全面评估，并提出促进变革的建议”，代表性成果包括2015年发布的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其中许多建议已经融入2018年9月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就专业领域的思想引领力、与国会与政府高层的互动深度而言，该智库在美国战略界首屈一指。

“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部门和联邦机构、学术界、工业界、政府承包商以及国家实验室共同努力下，美国实施的“曼哈顿工程”领导研发生产世界上第一枚核武器，为盟国建立了压倒性军事优势。当前，类似的挑战是包括生物战、生物恐怖和传染病大流行等生物威胁，对此美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为彻底消除这种威胁，美国亟需实施一项旨在保护国家免遭生物威胁的国家级尖端生物防御研发项目——“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

与《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实施路径近似一致，新倡议涉及健康、科技、外交、国防和安全、情报等多个部门的合作以及工业、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因而得到业界高度关注。美国生物防御协调机制主要成员、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防备与响应职责副部长罗伯特·卡德莱克表示，“现在是时候进行框架调整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希望“未来的曼哈顿工程一定要规模宏大、主题全面”。私营部门代表、管理国土安全部国家实验室的MITRE公司生物技术部执行总监莫妮克·曼苏拉表示，新曼哈顿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且可以参照“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解决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的惊人成功的科学计划”进行组织。

日益凸显的军事战略意图

美国战略界对生物威胁及其军事意义日益青睐。正如“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联合主席汤姆·里奇在“打赢下一场战争——军事防御生物武器”研讨会表示，“期望生物武器永远不会用于对抗美军或美国，这是不合逻辑、不切实际和不恰当的”。因与《国防战略》理念相一致，有充分理由审视美国军事部门在塑造、推动“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重建新形势下美军生物安全备战能力。未来生物科技发展将打造新的非对称优势，并带来新一代非传统军事安全威胁。美国军事部门正在努力了解并预测包括基因改造、工程生物学在内的尖端技术的前景和潜在危险，美国总审计长也在对军队应对生物攻击准备情况进行战略评估。美军宣称，“国防部没有一个进攻性的化学与生物武器计划，但有一个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在确保美军的杀伤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确保美军可以在所有环境中运作，包括被生物或化学制剂污染的环境，履行其扩散和防扩散任务，并根据需要随时准备为民口部门提供支持。美军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国防部研发计划优先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建立更致命的军事力量，确保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作为美军军事科技创新的旗舰部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瞄准未来战争、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打造生物化作战力量。继2011年提出“从宏观生物生态系统到微观量子的各个维度全面提升国防防御能力”的思想后，DARPA于2018年提出将生物科技全面转换为战场感知、后勤保障、信息通讯、指挥控制领域高影响军事能力的源泉，打造 “生物+”的战略思想。美空军、陆军、海军等军种研发部门，正积极从战役、战术和战略角度认识生物科技在军事斗争中的全新应用，打造“改变游戏规则、创造游戏规则”的战略利器。

折射美国战略界和军事部门的新思考

新倡议进一步明确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方向。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其高端智库提出 “生物防御曼哈顿计划”概念并非偶然。美国科学院2018年6月的《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强调，“美国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 。在新时代，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是新军事革命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量，核武器、AI智能武器和生物威胁等或将可能并列成为国家战略威慑工具，打破全球安全领域战略平衡，成为美国继续维持其霸权的战略载体。作为极有冲击力的战略符号，新概念或将唤醒美国抢抓生物疆域意识，进一步加速倡议的自我实现进程。

新倡议反映出生物防御战略目标的精细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以来，直至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美国历任政府基本维持战略性防御姿态，虽有意模糊《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允许开展的防御性生物研究与严格禁止的进攻性生物研究的界限，但军事生物科技研发均以打造防御能力为掩护。但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战略界对未来生物科技应用于军事斗争的战略意图开始精细调整，发展进攻性军事生物科技能力主张有所加强。在官方主办的2019“生物防御峰会”上，美国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开尔文·德罗格梅尔公开明确表态，“美国不是基于防御赢得竞争，而是必须要有很强的进攻能力”，调整生物防御战略意图、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度跃然纸上。

新倡议揭示美国持续酝酿发展军事生物科技的国家级大战略。从2002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探索生物技术：国防部的机遇》，到2014年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再到国防科技决策核心智囊之一“贾森小组”（JASON）连续发布、引起国防和国家安全界轰动的《基因编辑研究》（2016）、《基因驱动研究》（2017），2018年的国会生物防御核心组成立、《国家生物防御战略》颁布以及相关战略协调实施机制的建立、国防部委托的项目报告《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发布，2019年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生物学工作组提交“有望在2040年前实现突破的生物新技术”内部咨询报告、系列生物防御研讨会举办，诸多关联事件揭示出美军发展生物科技的态度、脉络与战略指向。尽管发展国家生物防御与军事生物科技两者在战略目标、动力、路径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并不排除两者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殊途同归”。

未来走向与思考

美国军事生物科技的大发展已成必然。鉴于军事部门发展生物科技已经形成较广泛共识、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制定已经箭在弦上，美国军事生物科技的大发展已经势所必然，必将基于现有应用范围和领域进一步加快，加速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和军事变革的到来。到2035年，基于生物技术及交叉技术、具有广泛的时间空间跨度、超出现阶段技术能力极限的军事高技术装备将成为未来战争新宠儿。至于其发展的深度、广度，则要基于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斗争的方向和可用战略手段而不同，未来战争景观更加复合多样。

“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走向充满变数。正如冷战后的 “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揭示的规律，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变化、尖端科技的两用性日益凸显的时代，科技与经济、军事、文化、安全、产业等领域不断融合，国家内部很难就国家级大型军事科技发展计划达成战略共识。短期内，该倡议将很大可能停留为一种意向性符号。然而，美国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军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如果不主动加强对未来生物科技与军事战争问题的研究与筹划，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预判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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