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未来国防特别工作组”（Future Defense Task Force）日前发布2020年度报告。该报告全文共87页，旨在评估美国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情况，并据此提出14条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是美国未来20至30年面临的最大经济与安全威胁。而俄罗斯持续增加核武库并不断颠覆西方民主政府，对美国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然而，未来20至30年，俄罗斯的远期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或将导致其全球大国地位下降。
2．由于政府资助的科研达到了历史水平，加之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优势，美国自冷战后在经济和军事上领先于所有对手。然而，这种差距已大幅缩小。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尽管国防预算达到了历史水平，但美国未能跟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步伐。
3．要确保美国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必须大幅调整国防预算的结构与实施，有效实施“全政府”安全路线，并强化教育体系及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等基础性机构的建设，以便超越对手。
4．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以及太空、网络和电子战等领域的发展，正在使传统战场和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为了保持竞争力，美国必须优先发展新兴技术，而不是部署和维护老旧系统。这需要对美军的力量架构、态势、作战计划及采购系统进行重大调整，并通过对老旧系统、平台和任务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查来加以落实。
5．国防部新兴作战概念有可能为美军提供决定性优势，但这些概念并非完全可行。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并慑止冲突，国防部必须更加积极地验证基于新兴技术的新型作战概念。
6．为了维持全球领导者的领先大国地位，保持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及富有弹性的国家安全机构，美国必须加强与老牌盟国的合作，强化和完善地缘政治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日益出现的威胁。
7．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对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在这方面输给中国，那将给美国及其盟国在未来几十年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道德风险。赢得这场竞赛需要一种举国模式，以便充分利用和整合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优势。
8．增加政府对基础性科研投资的同时，还要以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为补充，以便迅速采用新技术。美国国防部和政府要素必须调整文化和商业实践，以便更好地支持、更快地整合私营部门的创新。
9．尽管新兴技术为商业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巨大机遇，但许多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因此，美国及其盟国要制定新兴技术的使用要求与规范并加以落实。
10．专治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而民主正在衰落。国家安全的“全政府”模式应该以外交和经济合作为牵引，以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为支撑，并以强化军队间关系为补充。
11．只有通过发挥自身优势，美国才有可能在竞争中获胜。这些优势包括：自由、公平和开放的经济，强大的教育体系，基于开放市场和自由民主原则的创新文化等。
1．美国必须沿用“曼哈顿计划”模式，通过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方面保持领先，同时建立公共和私人部门使用标准，来参与和赢得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尽管国防部已经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并建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来帮助推动人工智能能力的转化与部署，但对于更广泛地使用人工智能仍存在文化上的抵制。国会和国防部必须采取额外措施来克服这些障碍。一是要求在对每项大宗国防采购计划提供资金前，至少对一个人工智能或自主系统选项进行评估。二是要求所有新的大宗国防采购计划都必须具备人工智能功能，并且能接入与现有和筹划中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网络。三是扩大国防部对高技术战备水准项目与技术进行评估的授权与能力，以满足国防要求，减少大宗采购项目的风险，降低采购成本并加快关键能力的部署。
2．出于对人权的承诺，并且为了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尊重，美国应按照《日内瓦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及《核不扩散条约》的精神，牵头制定一项人工智能全球条约，以便为人工智能的民用和军用建立规则与保护。一是遵守民主原则的国家应牵头制定全球条约，以建立问责机制，倡导合作与透明，确保公平并限制对人工智能的有害使用。二是该条约应进一步制定国际道德与隐私保护准则，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个人自由。三是该文件必须是可以修改的，以允许技术进步。四是对外宣称的目标必须是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开发和运用人工智能的国家）都应作为条约签署国参与其中。
3．美国必须通过建立可靠的生产来源，并通过财政政策、税收优惠及其他金融与政策措施来激励制造业回归本土，确保军事和民用部门的供应链安全。一是在国家情报总监领导下组建国家供应链情报中心，以监控和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利益。二是确定并消除国防部供应链中的单点故障。三是巩固并扩大国土安全部信息与通信技术供应链风险管理工作组的职能，以识别和保护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民用供应链资产。四是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能及《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中的相关条款，以便使其涵盖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传感、自主技术、太空和机器人技术相关的其他产业。
4．为了与21世纪的对手展开竞争，美国国会及国防部必须确认、替换和退役高成本、低效能的老旧平台。为此，工作组建议国会委托兰德公司（或类似实体）以及政府问责办公室研究国防部的老旧平台，并确定这些平台在未来50年内应对新兴威胁的适宜性和抗毁性。一是研究工作应围绕国防部所属各军种、部门和实体开展，包括硬件、武器系统、基地部署和力量架构等。二是研究工作应强调敏捷性、技术和扩大前沿存在，并对未来力量架构和投资提出建议。三是在完成研究工作后，应召集一个由国会、国防部和工业基地代表组成的小组，就应该退役、更换或重新注资发展哪些平台提出建议。
5．美国本土依然最容易受到对手的攻击，他们通过提升对平民发动网络作战的能力，对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和医疗设施等发动攻击。美国应优先考虑国防部和私营部门对网络攻击及“灰色地带”行动的防御能力。一是审查行政分支部门与负责监督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独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网络安全相关信息是在默认情况下（而不是例外情况下）进行共享。二是通过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定期对国防承包商进行评估，以定义和实施网络安全威胁知情标准，从而在国防工业基地与其他关键基础设施部门之间建立统一标准。确保实施强大的执法机制，以便有权对不合规的国防承包商征收罚款。三是增强美国网络司令部与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国防与事故响应方面的合作。四是在所有军种发展战术网络作战部队，以便将其整合到常规动能杀伤作战行动中，增强常规作战与网络空间活动之间的协同性。五是在意识到五角大楼的许多主要武器系统都容易受到网络入侵和破坏后，国防部必须招募和培养技术精湛的人才队伍，以发展和采购可化解潜在漏洞所需要的能力。六是为私营部门创建税收及其他财政激励措施，以便投资网络安全、防范“灰色地带”袭击。
6．由于广泛参与和知情的选民对于共和国的存续至关重要，美国应扩大志愿性国家服务项目。参与和分享经验来推动志愿服务和积极参与民主活动，可增强国家安全。一是整合军队服役、国家和公共服务，以便在这些部门间建立互操作性。二是通过民间、军事和私营部门渠道发起针对青年的有偿年服务计划。三是通过学生贷款延期偿还和减免来鼓励参与服务。四是在国民服务计划中制造教与学的机会。五是鼓励在公立学校开设公民学和个人公民权利课程。
7．为了保持科技创新的全球领先地位以及相关经济与军事优势，美国应增加对基础科研的投资，至少应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基本的政府扶持研发项目。一是五角大楼应增加对科研计划的资助，以达到国防科学委员会所建议的占国防预算总额的3.4％。二是扩大对历史上成功的创新工作的资金支持，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及国防研究实验室以及大学合作伙伴。三是要求各军种至少将其总预算的1%用于整合新技术。四是与军事盟国设定用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目标投资水平。
8．为保持对竞争者的技术优势，在认识到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部门）才是主要研发投资方后，五角大楼必须继续提升广泛利用私营部门创新的能力，包括来自非传统公司的创新。一是增加对成功创新工作的资金投入，如国防创新部门、空军AFWERX创新中心、陆军未来司令部等。二是恢复2011财年获得授权的国防部快速创新基金（Rapid Innovation Fund），以评估、资助和加快推动作战人员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三是通过诸如“黑客防御”（Hacking for Defence）之类的计划并与硅谷防务工作组等团体开展合作，为国防部、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开展合作及共享经验创造更多机会。
9．为了维持70多年来使美国繁荣与发展的世界秩序，美国必须在强化现有联盟和安全协议的同时，针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发展新的伙伴关系。这种接触将通过确保力量部署、访问、弹性和冗余，给对手制造麻烦的同时，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一是强化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五眼联盟”伙伴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日本、韩国的基本伙伴关系。二是制定现代版“西半球”政策，在保护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利益和联盟的同时，拓展北极战略。三是强化与中东盟国的关系，特别是以色列和约旦。四是加强与泰国、菲律宾、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安全合作伙伴的关系，同时发展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关系。五是与非传统盟友（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发展经济和外交合作。六是在经过更严格的审查后，扩大对安全伙伴国的军售，并加强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七是扩展新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的适用范围并商定后续协议。
10．在认识到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产后，美国应增加对国防部系统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投资，并通过“全政府”模式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以确保国家科技优势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持续存在。一是投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初级教育。二是通过专门的签证和奖学金吸引和保留国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来美学习和工作。支持H.R.7256《安全创新途径法》（Security Innovation Pathway Act），该方案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保留在美受教育的专家继续在关键技术国防创新基地工作；支持H.R.6526《STEM队伍法案》，该法案可提高国防部员工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以及计算机水平。三是改进雇用途径，增加五角大楼和私营部门对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职业的薪酬；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创建军事委培资金。四是通过在研究生院开启审查程序来简化安全审查工作。五是通过奖学金和课程开设等方式，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激励机制纳入军种学院教育。六是为私营部门的技术人才提供“任期”机会，以便使其能够在国防部工作。
11．为了保持美国对新出现威胁的军事优势，国防部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来遏制未来冲突，并在混合战争的“灰色地带”开展竞争，以完善作战概念。一是五角大楼、国会和情报界应协同努力，确定超出正常预算周期10到30年的发展趋势和威胁，同时在各自组织内增设实体部门，以便开展长期筹划。二是国防部应坚持“全政府”路线，并与国务院和财政部等其他部门联合制定并执行一项应对“灰色地带”竞争的全面战略。三是成立一个工作组，以确保包括国会、学术界、智库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团体均致力于制定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不断出现的军事挑战，并对五角大楼的工作进行评估。四是增加用于推演和大规模联合演习的资金，以评估新型作战概念；增加新兴技术原型机的生产与测试，以支持这些新型作战概念的实施。五是优先研发和采购应对未来冲突的关键能力，如富有弹性的指挥与控制网络、后勤能力，以及前沿基地与远征基地防御能力。六是投资备案项目，以便对新兴作战概念提供直接支持。
12．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时需要经过授权，而这种授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新兴威胁要求美国做出战略选择并确定军事行动的优先等级。国会必须履行其宪法义务，通过修正《动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案》（AUMF），来决定美国如何以及在哪里使用军事力量。一是国会应履行宪法所规定的义务，通过修正《动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案》（AUMF），来评估国家的安全目标与军事战略。二是修正《动用军事力量授权法案》（AUMF）可以确保美国能够在动态的威胁环境下作战，同时向盟国和对手发出信号，表明美国致力于合法使用军事力量。
13．为了整合维持美国军事优势所需要的技术，国防部必须继续完善其采购流程，使其更加灵活，能更好地规避风险，以便能够广泛而充分地利用新兴技术与能力。一是审查国防采购法规，以减少繁琐的流程，尤其是针对那些寻求与国防部合作的非传统实体。二是培训和激励采购人员，以便利用现有灵活权限迅速将创新技术推送给实地作战人员。三是通过大规模备案项目，为新兴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提高预期风险承受能力，允许出现“并非完美”的成功率。四是大幅增加战场操作人员、购置团队、项目经理及行业之间的合作机会，以便更加快速地提出需求并确定解决方案。五是构建采购过程（尤其是严重依赖软件和技术的项目），使其保持连贯性且与用于开发软件和新兴技术的迭代过程保持紧密对接。六是运用空军的“凯塞尔航线”（Kessel Run）软件工厂的运行模型，直接与作战单位开展合作，以实现快速研发与现场测试。
14．为了应对新兴威胁以及那些寻求在军事、经济、信息和政治等领域与美国竞争的对手，美国应重新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以便更新国家安全架构。现行国家安全架构创建于20世纪40年代，主要关注共产主义的崛起。国家安全架构的重塑将使国务院和国防部结成合作伙伴，以确保美国的外交平等与领导地位。一是国务院应领导国家的“全政府”工作。为反映国务院职能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应成倍增加其资金和人员配置。国会应划拨资金用于雇用更多在海外工作的公务人员，并扩大“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规模，以应对外国的宣传和虚假信息。二是国会应该委派各种国家安全专家和从业人员对国家安全架构及战略进行广泛评估，以便对其进行调整，使之纳入新的技术和作战概念，进而参与21世纪的竞争。
2020-10-29智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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