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今日头条未来智库 2019年4月18日

概述

变革中的全球化: 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

目前，贸易摩擦问题占据了全球媒体头条，但未引起重视的是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我们分析了全球43个国家的23个行业价值链，希望理解1995-2017年间全球贸易与生产格局的变迁，以及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的变化。我们根据贸易强度、进口强度以及国家参与度把价值链分为6大类，借此揭示出几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在 2 0 0 5 年前后数年内已达到拐点，但随之而来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让这种变化模糊不清。以下是本次研究的主要发现:

第一，商品生产价值链的贸易强度逐步降低。商品产量和贸易量的绝对值都在继续增长，但跨境贸易在全球商品产出中的占比却在下降。2007-2017年间，出口总额在商品生产价值链总产出中的占比从28.1%降至 22.5%。
第二，跨境服务增速比商品贸易增速高60%，由此产生的经济价值远超过传统贸易统计所能涵盖的范围。我们选择了3个尚未纳入统计的方面进行评估(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企业输送给境外子公司的无形资产、面向全球用户的免费数字服务)。根据各国官方统计数据计算，服务业在所有类别的贸易总量中占比仅为 23%，但如果纳入这3个渠道的经济价值，该数字就会升高到50%以上。
第三，仅有不足20%的商品贸易属于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而且在过去10年里，这一比例在很多价值链中逐年降低。由此引发了另一种趋势: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依赖高技能劳动力。2000年以来，各价值链中的无形资产投资(例如研发、品牌和知识产权投资)在总营收中的占比翻了一番，从5.5%增长到13.1%。
最后，商品生产价值链(尤其是汽车制造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其中以亚欧地区最为明显。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开展生产。
三大因素可以解释价值链的上述变化。第一，过去10 年间，新兴市场的全球消费占比增长近50%。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本国商品的国内消费占比升高，出口占比下降。第二，新兴经济体正在纷纷完善本土供应链，以降低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依赖。全球贸易强度下滑就是一个信号，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迈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最后，跨境数据流和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在某些情境下，数字平台、物联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在未来10年间可能使得商品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减缓，同时推动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企业面临的竞争局势愈加复杂，弹性和灵活度变得至关重要。由于全球业务转移的成本不菲、而且蕴含风险，所以企业需要做出诸多决策，例如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展开竞争、推出哪些新服务，以及重新评估自己的选址决策。其中，产品上市速度至关重要。实现更好的合作，很多企业都在积极推动供应链本地化转型。它们不再与供应商保持距离，而是择取核心供应商加强协作，以期创造更多价值。
上述趋势或许对发达经济体更有利，因为它们在创新、服务、高技能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优势。某些邻近大型消费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由于生产地与消费市场毗邻而从中受益;具有服务贸易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望获益。但对于错过上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挑战将越发严峻。随着自动化技术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将逐渐消失，那些将劳动密集型出口作为发展战略的低收入国家正逐渐丧失机会。区域融合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也为新的发展路径创造了可能。

虽然政策制定者的眼光总是看向前方，总是更关注未来的贸易机会，但上一轮全球化遗留的某些问题必须解决。各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为那些卷入全球产业转移和技术变革的劳动者和本地社区提供支持。通过妥善处理以往的失调和错位，各国政府或许可以推动全球化迈入普惠发展的新阶段。

内容摘要：

目前，各大媒体的头条都在关注贸易摩擦和关税问题，但未引起重视的是，全球化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只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让其迹象模糊不清。10年之后，我们对 23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动态展开分析，揭示出一些长期为人忽视的变革趋势。

首先，虽然商品产量和贸易量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几乎全部商品生产价值链的贸易强度(也即用于贸易的产出在总产出中的占比)都在下降。与以往相比，服务和数据流对全球经济的弥合作用大幅提升。不仅服务贸易增速高于商品贸易，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也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能够衡量的范畴。通过使用麦肯锡的统计方法，我们发现，在全球贸易当中，服务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商品。

此外，所有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都在增强。低技能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反，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由劳动成本套利所驱动。

这些变化的背后有3个推动因素:(1)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需求使得这些国家可消费更多的本国商品;(2)这些国家的本土供应链日益成熟，减少了中间商品的进口; (3)新技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过去，数字技术最明显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在未来其影响将更复杂。在某些情景下，新技术或将削弱商品贸易，同时刺激服务贸易。

本报告的研究基础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份全球流动和数字全球化研究报告1。我们在43个国家中择取了23个商品生产与服务类全球价值链，并将1995-2017年的数据纳入了我们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我们分析的价值链贡献了96%的全球贸易、69%的全球产出和68%的全球就业人口。本研究也综合采用了数十次行业专家访谈的结论，以及丰富的专有行业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研究表明，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但人们对贸易问题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回顾过去，而非展望未来。在未来，有望从新时代中获益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深刻理解这种变革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迎接全球化的新时代。

麦肯锡将全球价值链分为六类，各自具有独特的贸易模式

全球价值链反映了与各个业务环节相关的千百万项决策，包括在哪里采购，哪里生产，哪里销售。这些决策决定了全球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的流向和流量。即使是基础金属等最简单的行业价值链也包含多种复杂的生产步骤，涉及到全球各国的生产要素。电子产品、汽车、飞机等复杂性极高的行业价值链则涉及来自数十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某些复杂元件还需要一系列的生产步骤2。此外，服务贸易同样经由价值链交付3。全球2/3的贸易只涉及中间产品，而与产成品和服务无关，跨境生产网络的规模、复杂和精妙由此可见。

我们将行业价值链分为六大类，其中有四类与生产相关;两类与服务相关(见图1)。随后又按照要素投入、贸易强度和国家参与度对每一大类进行细分，以便揭示发展动力方面的重要差异。

全球创新价值链。汽车、计算机和电子以及机械等行业催生了价值最大、贸易强度最高、知识最密集的商品贸易价值链。这些行业的产量仅占全球总产出的13%，但贸易占比高达35%，它们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步骤，以及大量的组装配件。事实上，这些价值链上一半以上的贸易都与中间产品有关。此外，这一类别1/3的劳动力具备较高的技能，该比例仅次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研发和无形资产的平均支出占到营收的 30%，是其他价值链的2—3倍。通常情况下，只有少数发达经济体参与此类价值链，不过目前，中国的影响正在加大。平均算来，12个国家就占据了此类价值链75%的出口量。

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主要包括纺织、服装、玩具、鞋履和家具制造业，其特点是贸易强度大，劳动密集度高。超过2/3的营收要作为劳动力成本再投入价值链，而且多数劳动力的技能较低。此类产品重量轻，贸易属性强，全球产量的28%为出口。在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制造逐步流向发展中国家——目前占全球贸易的62%，这个比例比其他五类价值链都高。不过，此类价值链的产出只占全球总产出的3%，劳动力也只占全球劳动力总量的3%(1亿人)。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随着制造技术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未来各国的价值链参与情况很可能出现显著变化。

区域生产价值链。主要包括金属制成品、橡胶和塑料、玻璃、水泥和陶瓷、食品和饮料等行业。这一类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相对较少，但除了食品和饮料业之外，超过2/3的产出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再度投入到其他类别的价值链当中，尤其是全球创新价值链。例如，金属制造业82%的产出、纸张和印刷业74%的产出都属于中间产品。这一类的主要特点是贸易属性较弱，这是由产品的重量、体积、易腐性等特点决定的。因此其生产分散于世界各地，各国(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广泛参与其中，并在区域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56%)。此类价值链的贸易增速比全球创新价值链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高，其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9%，劳动力达1.69亿人，相当于全球劳动力总量的5%。

资源密集型产品价值链。主要包括农业、采矿、能源和基础金属等行业，年均总产出高达20万亿美元，几乎与全球创新价值链相当。许多产出都作为中间产品进入其他价值链。举例而言，采矿和基础金属行业的全部产出都是中间产品。这一类价值链的生产选址比较苛刻，既要便于获取自然资源，也要便于仓储和运输。这一类价值链的全球参与度比较高，19个国家贡献了全球75%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排名前五的国家出口量占比仅为29%，低于其他几类价值链。资源密集型产品价值链为全球贡献了11%的附加值，在商品类生产价值链中首屈一指。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价值链中，采矿和能源价值链的人均附加值最高。

劳动密集型服务价值链。主要行业包括零售和批发、运输和存储以及医疗保健。由于其“面对面”的特点，贸易强度较低，但贸易增速高于其他各类价值链。举例而言，随着商品贸易、旅游和商务旅行的逐渐增多，交通运输领域的服务贸易有所增加。家乐福、沃尔玛等零售商的全球扩张也推动了批发零售贸易的增长。这些行业构成了全球第二大就业来源(仅次于农业)，劳动力超过7.4亿人(相当于全球劳动力的23%)，其中2/3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这一类价值链的人均附加价值与劳动密集型生产价值链不相上下( 约2.5万美元)，劳动力数量却是后者的7倍之多。

知识密集型服务价值链。主要包括专业服务、金融中介、IT服务等高价值行业，且半数以上的劳动者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尽管这些行业看似不受地域限制，但其贸易强度低于制造行业，监管是主要原因。该价值链的贸易流之所以覆盖全球，是因为成本与距离没有直接关系。参与该价值链的绝大多数是发达经济体，只有21%的出口来自发展中经济体，是所有价值链中比例最低的。这也表明，如果某个国家想在这些价值链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大力培养高技能劳动力，并对无形资产进行长期投资。

全球价值链正发生5大结构性转变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复杂价值链在全球扩张。但生产网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在演变。据麦肯锡观察，全球价值链在过去10年内发生了5大改变4。这些变化均发生在政策不确定的大背景之下(参见附文1:《贸易摩擦争端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1. 商品生产价值链的贸易强度下降

1995-2007年间，全球价值链迎来了普遍的贸易增长。近年来，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的贸易强度(即总出口在总产出中的占比)都有所下降。2007-2017年间，虽然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低到22.5%。贸易额的增速也已放缓。1990- 2007年，全球贸易额年增速比实际GDP的年增速平均高出2.1倍，但从2011年以来，贸易额增速只是GDP增速的1.1倍5。在最复杂、贸易属性最强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滑尤其明显(见图2)。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进程已经结束。相反，它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获得了长足发展，“自产自销”的程度提高了。

2. 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表现日益突出，但往往被低估

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总规模为5.1万亿美元，商品贸易总额为17.3万亿美元。但过去10年间的服务贸易增速却比商品贸易快60%，其中一些领域的增速甚至是商品贸易增速的2-3 倍，例如电信和IT服务、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

但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服务贸易的规模。首先，产成品贸易中有大约1/3的价值应归功于服务业6。研发、工程、销售和营销、金融和人力资源等服务行业对商品上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以进口服务替代国内服务的趋势几乎出现在所有价值链。随着制造商逐渐推出新型租赁、订阅以及其他“即服务”(As a service)等商业模式，未来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消弭7。

第二，跨国企业向麾下遍及全球的子公司提供的各项资产也蕴含着巨大价值。这些资产主要包括五大类——软件、品牌、设计、运营流程，以及总部开发的各种知识产权。但这些资产往往没有标价，也无法追踪，除非作为知识产权使用费纳入统计8。药品和智能手机研发需要历时多年，而设计和品牌营销能力也让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获得产品溢价9。但贸易统计却无法涵盖世界各地的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使用的无形资产。

最后，免费数字服务的跨境流动迅猛增长，同样无法通过贸易统计来追踪。这些服务包括电子邮件、实时导航、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等。举例而言，维基百科拥有以300余种语言撰写的约4000万篇免费文章;每一天世界各地的YouTube用户观看免费视频的时长都超过 10亿小时;每个月都有数十亿人使用Facebook和微信。这些服务无疑为用户创造了价值，但却无法以货币衡量。

据麦肯锡估计，仅上述三个渠道每年就将产生高达8.3万亿美元的价值——这意味着贸易流动总额将增加4万亿美元(增长20%);同时，目前归入商品贸易领域的另外4.3万亿美元价值也应重新归入服务贸易领域。这样看来，服务贸易总额已经明显超过了商品贸易总额(见图3)。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某些国家的贸易差额将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我们在此呼吁各国重视服务业的作用，因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未来能否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往来中占得一席，其服务业水平将是一个重要指标。

3. 在某些价值链中，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渐减少

由于全球价值链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逐步扩张，劳动力成本开始成为企业选择生产所在地的重要决策因素，尤其是那些提供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但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悖的是，仅有18%的商品贸易属于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此处的“劳动成本套利”指出口国人均GDP不高于进口国的1/5)11。换言之，如今超过80%的全球商品贸易并不是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除了工资成本之外，决策者选择生产所在地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能否在当地获取熟练劳动力或自然资源、是否邻近消费市场，以及基础设施质量如何。

此外，在一些价值链当中，基于劳动成本套利的贸易份额一直在下滑，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从2005年的55%下滑到2017年的43%)。这一现象主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的趋势。未来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将劳动密集型制造变为资本密集型制造。这一转变或将对低收入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重大影响。

4. 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升高

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越来越大。在所有价值链中，研发和无形资产(例如品牌、软件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资本化支出在营收中的占比与日俱增12。整体而言，2000-2016年间无形资产在全球总营收中的占比从5.4%增加到了13.1%，这一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为突出。机械和设备制造企业36%的营收都投入到研发和无形资产，而医药和医疗设备企业的平均投入比例更高达80%(见图4)。随着知识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拥有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具备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到位的国家将获益良多13。

价值创造正在向上下游转移(上游活动包括研发和设计等，下游活动包括分销、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真正的商品活动产生的价值占比却在降低(部分原因在于离岸外包拉低了价格)14。这一趋势在制药和消费电子行业尤为明显，该出现了一批“虚拟制造”企业，将生产制造外包给代工厂，自己则集中精力研发产品。

5. 价值链的区域化属性增强，全球化属性减弱

近年来，随着运输和沟通成本下降，加之全球价值链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扩张，长距离海洋贸易往来愈发普遍。2000-2012年间，同一地区内的国际商品贸易(而非远距离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已从51%下降到45%。

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区域内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量的比例自2013年以来增长2.7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其中亚洲地区和欧盟28国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该趋势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表现最明显，因为这一类价值链需要密切整合许多供应商，才能展开JIT(准时生产)排序。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持续发展，企业选择生产基地之时更重视上市速度，而非劳动成本，所以其他价值链上也会加速体现这一趋势。

全球需求的地理格局变化是重塑价值链的力量之一

发达经济体曾是全球需求地图中的绝对主导，但这一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当企业决定投身于遍布全球的大型消费市场当中展开竞争，价值链就会开始重新配置。根据当前预测，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世界近2/3的产成品，其中以汽车、建筑材料和机械等产品为主15;到2030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消费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见图5)。它们在全球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中的参与度将不断得到加深。

全球最大的增长浪潮发生在中国，不过，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放缓的迹象。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是全球主力消费力量之一;预计到 2030年，全球每产生1美元的城镇消费，就有12美分由他们所贡献16。中国目前贡献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1/3，很快中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就会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7。2016年，中国的汽车销量比全欧洲高出40%，此外还贡献了全球40%的纺织品和服装消费。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2017年出货量达到4.44亿台。18

随着消费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自产自销”(见图6)，削弱了贸易强度。在上述六类价值链中，2007年中国制造的产品有17%出口，2017年已降至9%。2017年的数字与美国相当，但远低于德国(34%)、韩国(28%)和日本(14%)。整体来看，中国正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以逐步实现新的平衡。

其他发展中国家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也释放出了新的购买力。预计到2030年，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消费总额将占到全球消费的35%，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为主要力量。举例而言，印度服装业2002年有35%的最终产品用于出口，但随着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这一比例到2017年已经降至17%。

发展中国家迅猛增长的消费需求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1995年，发达经济体只有3% 的出口流向中国，在2017年已增长到12%;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则从20%增长到 29%。整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从1995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2万亿美元。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德国和美国42%的汽车出口都流向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发达经济体有45%的出口流向发展中世界。亚太市场已成为很多西方品牌的头号战略重点。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内供应链的成熟削弱了全球贸易强度

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在全球几乎所有生产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见图7)。目前，全球 20%的商品来自中国(1995年只有4%)，在纺织和服装、电力机械以及玻璃、水泥和陶瓷等行业，全球近一半的产量来自中国。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端于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出口组装产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发展出了较完善的本地价值链和垂直整合的行业格局，与此同时本土企业有能力不断进军新的细分市场。中国在新建先进工业产能的同时，也在稳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淘汰老旧工厂，建设具有先进技术的新工厂。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开展本土供应链的研发。这种新的中国效应解释了最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放缓。中间产品贸易降幅最大的是计算机与电子产品行业。以占全球产出的比例衡量， 2 0 0 7 年至 2 0 1 7 年间，中间品贸易下降了 5 . 1 个百分点。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的 “ 自产自销”。事实上，参与这一价值链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中间品贸易略有增加。过去10年，随着中国工业的垂直整合度提高，以及所生产的电脑、手机和其他设备更多供国内消费而非出口，该行业的总体贸易强度(即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与中国类似的结构调整，只是还处于早期阶段。以纺织和服装业为例，越南、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纷纷对各个阶段的生产网络进行整合。

在生产过程中，亚洲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中间品的进口依赖较低(2017年数据为 8.3%)，低于其余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2017年数据为15.1%)。相比之下，欧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已经放缓，当地企业仍在融入西欧发达国家的企业供应链。

贸易强度的削弱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工业成熟度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将比肩发达经济体。商品贸易强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恰恰相反，数字技术和数据流将逐步成为连接全球经济的纽带19。

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

我们此前的数字全球化研究显示，跨境数据流正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世界目前有45.8%的数据存储在线上，而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 20%。全球手机用户的总数已超过人口总数。2005-2017年的跨境宽带使用量增长了148 倍。海量的通讯信息和内容沿着这些数字通道往来传输——其中一些流量代表着境内企业与境外业务、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互动。

基于数字技术的低成本即时沟通有明显的作用:降低交易成本，促成贸易流动。但下一代数字技术对全球商品和服务流动的影响不会如此简单。数字平台、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进步将进一步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20。在某些情况下，一些技术可能导致生产经济学和生产地点发生变更，或者让实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从而阻碍贸易流动(见图8)。技术发展的净影响究竟规模几何，目前尚不确定。但在某些情境下，下一轮技术发展浪潮很可能削弱全球商品贸易，增强服务流动。

数字平台、物流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将继续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促进所有类型的流动

在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物流环节也许会产生非常可观的成本。企业经常因为报关流程或国际支付的延迟而遭受损失。下面三组技术将在未来几年内持续减轻物流环节的损耗。

数字平台可以把价值链中的远距离参与方汇聚起来，提高跨境搜索和协调效率，让一些小企业也能参与其中。电子商务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让商品定价和对比更加透明，从而产生大量跨境流动。根据阿里研究院预计，2020年全球B2C跨境电商销售额将达到1 万亿美元左右，而B2B电商销售规模将达到这个数字的5-6倍。虽然其中很多交易可能是传统的线下流动转移到线上的结果，但到2030年，电子商务预计仍将激发约1.3-2.1万亿美元的贸易增量，将产成品贸易额提升6-10个百分点。但小件商品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将会对报关带来新的挑战。

物流技术也将持续发展。物联网可通过实时追踪物流信息来提高配送效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后还可根据当前路况规划卡车驾驶路线。自动化文档处理也有助于加速商品通关。在港口，自动驾驶车辆完成集装箱的卸箱、堆箱、重新装箱的速度更快，而且出错更少。区块链物流解决方案也可以缩短过境时间并提高支付速度。据我们估计，新一代物流技术可将运送和报关处理时间缩短16-28%。通过消除目前商品流动的种种阻碍，到2030年这些技术有望将全球贸易总额提升6-11%21。

自动化和增材制造技术正在改变生产流程及生产要素的重要性

我们的过往的研究发现，员工从事的工作内容中约有一半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自动化，这表明资本和劳动的相对重要性(relative importance)将在各行各业发生深刻改变22。随着自动化技术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在制造业逐渐普及，企业选择生产基地之时将更加重视与消费市场的距离远近、获取资源和技术人才的便利度，以及基础设施的质量。因此，企业正在重新考虑生产基地的选址决策。

服务流程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和虚拟代理来实现自动化。将机器学习技术嵌入这些虚拟助手之后，它们就可以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发达国家企业的一部分客户支持服务已实现了自动化，取代了以往的离岸外包，使得全球商业流程外包(BPO)市场规模缩小了1600 亿美元，这恰恰是目前贸易量最大的服务领域之一。

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也将影响未来的贸易流动。多数专家认为，至少在未来10年内，该技术还无法取代大规模生产，因为它的生产成本、速度和质量仍存在一定局限。但这项技术目前已经风靡了原型制作、替换件、玩具、鞋履和医疗设备领域。虽然3D打印可能导致某些类别的商品贸易大幅下降，但到2030年为止，其降幅大概只限于产成品总贸易额的几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增材制造技术有利于促进商品定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刺激贸易增长。

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2030年为止，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增材制造技术最多会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额较基准情况减少10%。不过，该数据仅仅反映了这些技术的直接影响，即制造业产地进一步靠近发达经济体消费者。这些技术很可能会促进近岸外包和贸易区域化，而不是让生产再度“流回”发达经济体。另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采用这些技术来提高生产率，继续生产，将贸易持续下去。

由技术发展而催生的新商品和新服务也将对贸易流动产生影响

技术发展也将推动产品和服务的演变，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贸易流动。举例而言，根据麦肯锡汽车咨询部门估算，到2030年为止，电动汽车的销量将在汽车总销量中占据约17%的份额，远高于2017年的1%。这一变化将导致汽车零配件贸易量最高减少10%(因为电动汽车的配件远少于传统汽车)，同时也将影响石油进口。

几年前，作为个人消费品的电影、相册和游戏就已开始从实体流动转向数字流动，而随着流媒体模式和订阅模式在 N e t f l i x 、腾讯视频、S p o t i f y 等公司的推动下日益普及，这种趋势再度发生演变。目前，流媒体收入几乎占到全球录制音乐总营收的40%。2018年，加拿大说唱歌手德雷克成为全球第一位流媒体播放量突破500亿次的歌手，他的专辑《蝎子》(Scorpion)在一星期内的全球流媒体播放量高达10亿次。云计算也采用类似的“随用随付”(pay-as-you-go)模式或订阅模式来提供存储和软件服务，让用户不必耗费巨资自行建设IT基础设施。

超高速5G无线网络也为新服务带来了灵感。高清无延迟图像传输技术以及精准响应远程操作的机器人技术一旦面世，或许远程外科手术的设想就会离现实更近一步。在厂房和车间部署5G无线网络之后，便可利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远程维护，从而创造新的服务和数据流。

面对价值链的变化，企业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全球运营战略

全球运营的成本和风险都在发生变化。知识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培育数字能力和劳动技能;生产自动化拉低了劳动成本套利的价值，也迫使企业在选址时更加靠近消费市场。虽然企业可以倚仗新兴技术大幅提升其生产和物流效率，但它们需要主动开展整个供应链网络的端对端整合，才能挖掘全部潜力。数字领域的颠覆者早已让各行各业的传统企业倍感压力，而且它们还在向价值链的上下游积极扩张。面对这种格局，寻求全球运营的企业应当采取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重新评估应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开展竞争。企业领导者需要持续监控本行业的价值流向，并据此调整运营战略24。某些企业(例如苹果公司以及很多制药企业)更注重研发和分销，将生产业务外包出去;很多消费品制造商却采用高度本地化的模式，针对各个市场推出定制化的产品组合。Airbnb、Uber等兼顾全球和本地市场的服务提供商都发现，全球化品牌要有深厚的本地运营，才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也要拥有规模广阔的本地业务。网络科技公司大多是知识密集型服务提供商，通过地域分散性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全球触角来创造价值。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战略，关键在于确保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有良好的把控、信任和协作。某些企业可能需要因此将更多工作回到内部。采用外包模式的企业需要重新评估与供应商的关系和自身的管理模式(下文将进一步就此详述)。

考虑如何从服务中捕获价值。在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价值链中，服务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可观，包括软件、设计、知识产权、分销、营销以及售后服务。服务可为企业带来很多优势，例如缓和销量的周期性波动、提供利润率更高的收入流，还可以通过更密切的客户互动激发出新的销售或设计理念。在极端情况下，企业的整个商业模式都会从商品生产转向服务提供(例如从汽车销售转向交通服务，或者从套装软件和服务器销售转向云计算订阅服务)。要在服务领域获得卓越表现，企业需要洞悉客户需求，投资数据和分析技术，还要开发适当的订阅模式，也即根据使用量或性能来收费的服务合约。

重新考虑自己的运营决策，以应对新的风险。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选址和投资新能力。时代已经不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进步、要素成本的不断变化、风险的持续扩大、以及对速度和效率的要求提高等多种因素正在推动各种商品生产价值链走向区域化。或许企业应该考虑将生产基地设在全球关键消费市场的或其周围。在投资之前，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选址决策的各种风险和后续落实成本——但如今不少企业考虑得并不周全。如果企业希望更出色地制定运营相关决策，就应该采用容纳多种风险因素的动态情景分析法，而不是只从需求或成本等某个单一因素的角度展开预测。

保持灵活性和弹性。二战之后确立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或将瓦解，导致企业面临的未知因素更加复杂多样。历时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许会发生逆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可能继续提高。各国政府都在重新考虑把数据和无形资产的流动纳入课税体系。敏捷运营有助于企业为这些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具体措施多种多样，例如使用多功能通用平台在各个产品线和工厂之间共享配件。很多企业也运用各种手段让采购更灵活，包括价格对冲、长期合约、塑造客户需求以推动替代品的销售，以及在供应链中构建冗余。

尽量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尽量靠近消费市场。在销售和消费者行为领域，每个行业的企业都积累了大量的高粒度即时数据，只有具备强大的生产和分销能力，才能充分利用从这些数据中提炼出的洞见。缩短产品上市周期可加快企业响应客户需求的速度，并减少因预测失误而产生的产品浪费。企业未必要在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大规模实施回岸迁移或彻底的垂直整合，它们不妨选择延迟制造——也就是在远离终端市场的地方制作基本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在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完成最终产品，并添加一些定制元素。

与供应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上一轮全球化，价值链的碎片化和离岸外包导致很多企业跟世界各地的供应商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种做法潜藏着很多风险和成本。企业不妨首先确定哪些供应商对自己最为重要，然后向它们寻求创意支持，并加深彼此的联系。随着供应链提供的产品价值份额越来越高，真诚合作的企业可以确保自己受到优待，并从供应商提供的新产品理念或流程效率中获益。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可以沿着价值链推动系统性变化，例如提高劳动标准和环保标准。物流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也可能改变供应链的现状，但如果要真正看到结果的优化，就需要进行价值链的端到端整合。因此，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许需要帮助中小供应商升级和增加数字能力，以便充分实现价值创造。

不同的国家和劳动者群体面临的未来将会分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价值链变迁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我们把全球各国分为九大类(见图 9)。首先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然后再根据这两组国家分别通过哪类全球价值链实现了最大的贸易盈余来进一步分类。虽然每个国家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不止一种(详情显示在多样化指标当中)，但这些分组有助于我们评估全球价值链的变革对各国的影响程度。

每一组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各有不同，但发展重点是相同的。无论各国目前擅长哪一方面，增加服务和服务能力都是未来的关键发展方向。如果想在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的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大力投资研发领域就变得至关重要。所有国家(尤其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国家)都应该为推广自动化技术做好准备。全球很多地区都可通过深化区域贸易关系来释放大量潜力。最后，由于服务、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流动对全球经济越发关键，如果能够精简海关运作并实现贸易协议的现代化，那么必将惠及全球所有国家。

全球价值链变革可能更有利于某些发达经济体

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发达经济体已经熬过了价值链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阶段。本文描述的结构性转变更有利于那些具备熟练劳动力、服务能力、创新生态系统、消费市场利润丰厚的国家——而发达经济体在这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充分发掘出口需求，则也能从发展中市场日益崛起的消费者群体中获得收益。这些趋势都是好消息，尤其是对于高技能劳动者和服务行业的劳动者而言。

不过，各个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前景和重点各不相同。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的服务范围广泛、出口数据丰富，可以在IT服务、商业服务、医疗、教育等行业贸易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优势。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主要优势集中于全球创新价值链，因此今后或将遭遇更多挑战，因为中国正在这些行业中崭露头角。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和芬兰等国家在区域加工价值链中表现突出，所以更能抵御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价值链的贸易属性较低。事实上，这些国家可能为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反观以资源生产为主的那些国家，无论目前收入高低，未来在经济多元化方面都会面临愈发紧迫的压力。

随着全球需求逐步转向发展中世界，发达经济体也面临新的机会。1995-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从23%增长到40%以上，机械设备行业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都实现了显著增长(见图10)。

对于所有发达经济体而言，提高研发领域的公共和私有投资力度对于维持出口优势至关重要。贸易政策需要解决与跨境数字化流动(包括数据隐私、网络安全和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问题。

最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必须解决遗留事务，为此前在全球化时代中承担了过高成本的社区和劳动者提供帮助(参见附文2，《贸易对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这就需要在遭受重大冲击的社区中实施更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打造更有效的“教育-就业”体系。此外还要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在当地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发挥作用。

邻近大型消费市场或者具备贸易型服务专长的发展中国家也将获益

未来几年内，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劳动者可能面临颠覆性冲击，这既因为部分生产活动向低工资国家转移，也因为自动化将替代某些类型的劳动。提高生产率和技能水平是发展中经济体打造差异化优势的关键元素，具体包括:在制造和物流领域紧跟科技的进步。例如，中国正在大力发展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以此向更高价值的全球创新者群体稳步迈进。培养专业能力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开拓一席之地，并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FDI)。但这些国家的低技能劳动者也许很难在新经济中找到工作。

历史上，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直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赶超的唯一途径。现在，随着自动化技术逐渐侵蚀了低工资劳动力的规模优势，这条路径可能已经逐渐收窄，但尚未完全封死25。孟加拉国、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努力推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稳定增长;中国也在持续发展知识密集型行业。坚持这条路径的国家应大力投资于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还要建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高技术工厂。区域加工价值链作为一条多元化路径，也许颇具前景。

其中，某些发展中国家拥有一项重要优势:它们的地理位置邻近发达经济体的大型消费市场。随着自动化技术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平衡，很多跨国企业都考虑在邻终端消费市场附近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以加强供应链的协调能力，缩短运输时间。墨西哥就是美国的近岸生产目的地;土耳其等东欧国家也已经与西欧价值链建立了联系;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与亚太高收入国家的关系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这一趋势也可能促使中国在制造领域加大对邻国的依赖。

另一组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型商务流程外包和IT服务领域具备专业技能，这些国家包括菲律宾、摩洛哥、哥斯达黎加和印度。服务贸易的增长将为它们带来机会，但也将造成挑战，因为人工智能和虚拟代理的不断普及很可能侵蚀离岸后台服务市场的规模。这些国家未来不妨进军软件和网络开发、图形设计和数据分析等价值更高的服务领域。

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很多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很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也较少。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寻找新的机会窗口，积极创造必要的商业环境、基础设施、政策基础和人力资本。

麦肯锡研究院近期的一项研究也强调了市场竞争以及产量可观的大企业对创造良性增长循环的意义26。对于与外界联系最少的国家而言，区域融合或许是一条出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妨进一步深化现有的贸易圈，为区域贸易创造更多机会，尤其是在食品和饮料以及区域加工等行业。虽然全球经济数字化让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更大的挑战，但移动应用、云计算和数字金融也为其提供了跨越式增长的良机。

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快速增长，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正在逐步完善供应链。再加上新一代技术相继上线，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影响到全球企业的竞争地点和竞争方式。这一转型期也为很多国家创造了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开拓新的专业能力、在价值链中扮演新的角色。不过，在积极拥抱未来之际，政策制定者也务必关注全球化可能引发的失调与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