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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特朗普主政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理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由“全球主义”全面转向“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而力推“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在逻辑上具备一定自洽性，但其总体经济政策调整既暴露出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与逻辑“悖论”，更是与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实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复归与倒退。不过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未来是否会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平衡，值得研究。
关键词：全球主义/美国优先/经济政策转向/悖论/影响
作者简介：洪娜，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特朗普经济政策理念的重大转变
在“全球主义”理念引导下，美国倚仗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大大推动了全球化发展进程。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以“世界领袖”自居，强调对国际和平与繁荣负有“领导责任”，并成为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维护者。同时，美国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体制中承担了比较广泛的责任与义务，却也无疑是众多国际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作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起点，那么美国无疑是迄今为止获益最多的国家之一（朱文莉，2017）。在全球繁荣阶段，美国经济的适应与扩张能力堪与新兴经济大国匹敌，其活力与创造力远超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阶段，美国的复苏虽然缓慢但稳固持续，呈现“U型”反弹之势。因此，美国兼具庞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增长质量，在现阶段并没有哪个竞争对手可以同时在这两方面对其构成实质性挑战。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开始全盘否定和反对全球化，美国历来强调和奉行的“全球主义”理念被束之高阁，“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主张取而代之。从具体内容来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涉及一系列单边主义倾向的政策行动，涵盖外交、贸易、军事、能源、移民等诸多领域。其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国际经贸政策从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特朗普一改美国长期以来所推崇的自由贸易理念，大力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试图改变美国长期以来构建的自由贸易体制和遵行的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以“对等、公平”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和政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逻辑实际包含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内涵：（一）“美国优先”是衡量当前及今后美国所有政策是否必要的唯一标准，此外没有别的标准；（二）对现行国际协定和规则，不管其多么重要或是否被全球认可，只要认定美国在其中是“吃亏”的，都必须退出；（三）美国国内政策要按照是否符合“美国优先”的标准来决定是否应当废除或重新制定。总之，以“美国优先”标准来衡量对外和对内政策，以是否对美国有利作为一切政策行动的逻辑出发点，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利益价值诉求，也是其重塑美国经济政策框架的根本指南和准则。无论是废弃TPP、退出巴黎气候公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颁布“禁穆令”、签署“筑墙计划”，又或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以及加息、缩表和减税，美国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动向都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以强调“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取代“全球主义”的执政思路和理念，也无不显示其希望通过改变一些既定的国际经贸、全球治理规则，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已基本脱离全球主义叙事，鲜明地展现出“政策走向保守、战略转向收缩”的发展态势（Samuelson，2017）。
二、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逻辑“悖论”
对于特朗普经济政策出现的大转向，美国国内外都存在巨大争议和分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持反对立场，有的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和全球主义的终结（Nye，2017；Ikenberry，2017；Kagan，2017）；也有认为特朗普政策可能削弱美国，将是美国世纪的终结（Rudin，2017）；有些悲观者甚至批评特朗普可能亲手终结美国七十多年来悉心创建和维护的国际体系，进而把对世界的领导权拱手让人（Dennis，2017）；还有的则表示特朗普经济政策违反经济学逻辑，缺少实施的可行性，无法“让美国再伟大”（Krugman，2017a；Summers，2017）。
但赞成者也不少，许多非主流经济学人士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抓住了美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对美国经济复兴可能是一剂良方；更有乐观者提出特朗普的变革有望重现里根时期经济政策转向的巨大成功（吉莲·邰蒂，2017）。笔者认为，对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转向，需要区别其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主张，从美国国内和国际两个不同角度分别加以评判和分析。通过分析，笔者有如下几方面的判断和结论：
1.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具有双重属性
所谓双重属性，是指其国内层面的相对理性和国际层面的非理性。从美国角度来看，特朗普出于本国自身利益而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在逻辑上具备一定自洽性，但在国际上大刀阔斧推行各种既不利己更不利人的排他性政策却明显有违常理。这两种属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就国内层面而言，特朗普大幅改变原有政策，全面转向“美国优先”，应当说有着比较清晰的内在逻辑，即进一步增强美国竞争力，重振美国所谓的“伟大”。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转向是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对美国内外发展战略做出的一次重大调整，是对美国长期推行的自由全球主义经济战略的反对。特朗普淡化自由世界领导者角色，不再将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战略利益，其要义是将美国从世界领导责任中解脱出来，推动国际责任的全球再分配，以规避国力透支，重塑美国的霸权时代。因此，从国家利益来看，特朗普政府以本国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这本无可厚非，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从国际层面来看，作为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同时也是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尽管特朗普对此竭力否认），特朗普政府不是去竭力维护和巩固现有体系，反而动辄以“受害者”自居，反对自己一手领导构建形成的全球化体系，甚至不惜得罪其传统盟友，大行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之举，这显然有悖常理，也不合逻辑。这一做法既不符合美国长期秉承的价值观，比如“筑墙计划”一经抛出就遭受巨大争议，主流舆论认为它不切实际且有违美国的包容精神（Pippa Norris，2017）；同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并不见得就能“让美国再伟大”。实际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传统盟友都对其“美国优先”口号心存疑虑①。一旦失去众多盟友的鼎力支持，特朗普政策能否持续奏效还犹未知。
2.特朗普政策转向的逻辑“悖论”
无论国内政策转型还是国际政策转向，特朗普总体经济政策的调整既违背基本经济规律，也违反经济学逻辑，暴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逻辑“悖论”。
一是制造业回归政策与高劳动力成本的悖论。特朗普希望通过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在未来10年内创造25万新的就业岗位以及使美国经济重现4%左右的高增长。但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最大障碍在于违背经济学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不仅受到高昂劳动力成本的深刻制约，也缺乏配套产业体系和熟练技术工人等方面的基础支撑（Baily和Bosworth，2014）。根据Chenery等（1975）、Haraguchi（2015）等学者的产业结构变动理论，由于服务业驱动的进一步深化，美国吸纳大量就业的中低技术产业已经过了发展的顶点，长期来看也很难吸收新的劳动力，制造业就业相对与绝对水平的双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Pierce和Schott（2016）以及胡鞍钢等（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2009年以来美国政策性、强制性就业结构的调整，不但没有使制造业就业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反而严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诉求，尤其是就业恢复的诉求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强制性的就业恢复政策也将极大扭曲制造业结构，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二是大规模减税政策与政府债务高企的悖论。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特朗普减税政策将使美国未来10年内的财政收入减少9.7万亿美元②。特朗普吸引企业回迁的减税计划显然脱离了美国债务水平不断高企的客观现实，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16—2026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从73.6%攀升至85.5%，创二战以来新高③。美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改革在中长期将增加联邦政府负债压力，即此次改革所带来的税基增加可能无法抵消减税及税率下降的影响。特朗普税改甚至被称为过去近40年最不受欢迎的税改政策（Enten和Harry，2017）。如何协调减税与增支以及高债务之间的内在矛盾，将是特朗普政府无法回避的一大挑战。
三是扩大投资政策与低储蓄率的悖论。除减税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通过扩大基建投资以带动就业和投资双增长。但问题是，美国储蓄率一直很低且长期存在储蓄投资负缺口，在这种背景下扩大投资将造成财政赤字增加，进一步加剧政府债务负担。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总规模已近20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已延续17年，继续推动大规模减税和基建投资计划必然会受到联邦财政资金的严重约束，想要复制历史上里根总统那样的成功可谓前景渺茫。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Summers，2017）指出，特朗普同时承诺高额的基础建设、国防军备、大额减税以及大幅度削减赤字的重剂量“药方”，严重偏离了任何主流经济原理，是比“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更加谬误的荒诞之举。
四是贸易平衡政策与强势美元的悖论。特朗普的贸易平衡政策需要弱势美元的支撑，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弱势美元更有利于提升美国贸易优势，实现其贸易平衡目标。但特朗普却又一直主张“强势美元论”，不愿放弃美元的霸主地位。此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需要以美国不断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前提，而特朗普的贸易平衡政策又势必会削减美元强势所依赖的贸易逆差条件。强势美元与贸易平衡之间的矛盾，注定了特朗普“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五是限制移民政策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悖论。毋庸置疑，海外移民是美国经济活力之源，对美国的创新发展尤其重要（朱迪·埃斯特琳，2010）。特朗普为兑现其“雇美国人”的承诺而强势推行限制移民政策，这同当前美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增长率走低导致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客观现实形成尖锐冲突。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特朗普口中的“美国人”是否愿意填补移民的低端岗位尚值得商榷，而特朗普政府酝酿中的收紧学生与工作签证政策将对美国高校与高新技术企业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活动也会受到不利影响，更遑论“让美国再伟大”。
六是反对全球化与美国领袖地位受损的悖论。特朗普政策转向的另一悖论就在于，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霸主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特朗普即使反对全球化，显然也不愿彻底放弃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即便特朗普愿意放弃，他也很难让所有美国人都同意并接受让出这种早已习惯的国际权力。但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收缩的反全球化主张，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拒绝提供在其看来“有损美国利益”的公共产品，这种孤立主义行为无疑会严重损害美国的软实力与霸主地位，如何协调这种“退出一面势必伤及另一面”的内在矛盾，是特朗普面临的一大难题。
上述“悖论”都涉及经济学范畴的基本原理性、逻辑性问题，特朗普即便再有雄心也无法违背经济原理和客观规律。如此多的悖论或两难选择将给特朗普带来巨大考验（Krugman，2017b），很可能使他首鼠两端、投鼠忌器但最终又不得不做出单项选择。不管做出何种抉择，只要特朗普一直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其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造成的影响就很可能是“颠覆性”的。
三、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本质分析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转向本质上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型与全球化发展大势相悖。特朗普的许多内外政策调整都和反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表现出的逆全球化甚至反经济学逻辑的思潮，以及这种思潮背后隐含的重商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保护主义倾向，与全球化趋势、开放发展、自由贸易明显相向而行（权衡，2016）。无论如何，逆全球化现象既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学逻辑。根据世界经济理论以及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客观规律，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和内在动力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停步，“效率驱动、利益驱动、技术驱动、人才驱动”等多元内在动力将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进和发展（权衡，2017）。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中，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贸易、投资等规则和秩序正加速重构，但总体是朝着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化、营商环境法治化、全球市场一体化等方向持续优化、升级和转型，并未真正偏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存在回潮甚至逆转的趋势和动力（盛垒，2018）。
其二，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实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复归。客观地讲，“特朗普经济学”并非源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某一流派，而更多地体现出实用主义特征（徐明棋，2017）。也正因如此，其经济主张（包括其内政外交政策）不仅倍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和攻击，也受到民主党及共和党建制派的反对和质疑。从其反对全球化、放弃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反对外包与推动制造业回流、收紧边境等一系列政策行动来看，美国当前的政策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复归，特朗普政府所寻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义上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李向阳，2017a），变革的方向在经济层面就是要重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现实不满而提出的价值理念，“让美国再伟大”“美国第一”“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等口号和主张均体现了这种价值理念的诉求。历史上，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曾占据统治地位，且无一不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均与此有关。因此，二战后，美国率领盟国制订了以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交易兑换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使世界经济获得了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快速增长。当前特朗普政府全盘否定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一味想要退回到只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轨道，同时又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其“美国优先”理念所包含的“退出主义”和“美国独行”要义，不仅无法取得成功，反而会因逆经济基本规律而“自伤”美国经济，最终陷入损害美国利益的局面。
面对各种各样的逻辑悖论和两难选择，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从其近期的一些言论或许能窥探出些许端倪。在2018年达沃斯闭幕演讲及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愿意重新加入TPP和《巴黎协定》。“如果能达成‘更好的’协议，美国将重新考虑TPP”，“若他们愿意修改协定内容，我们有机会重返《巴黎协定》”。显然，相比之前的强硬姿态，特朗普的政策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随着执政日久，特朗普政府逐渐认识到，当初所宣扬的以贸易保护政策为代表的对外零和博弈思维并非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才很快开始寻求加强一些双边或多边协作（熊李力，2017）。但笔者认为，特朗普对“全球主义”的否定姿态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扭转，指望其彻底抛弃竞选时所承诺的“美国优先”立场亦不现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平衡，或许是接下来特朗普政策调整更值得期待的新动向。
一方面，总统竞选期间的政策主张与上台后实施的具体政策往往存在一定落差。历史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出于争夺选票的考虑，往往会提出一些极端化的政策主张，或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旨在最大限度“取悦”选民。但一旦成功当选，由于位置变化带来思维变化以及国内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平衡，往往会对竞选之初的相关主张加以修正（吴涧生等，2017）。比如，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期间强烈反对老布什在任期行将结束时签署的NAFTA，但在他当选后转而支持并推动国会最终通过了该协定。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执政时间尚短，其“学习曲线”（practice curves）仍处在多方力量的争斗和撕扯中，给其政策方向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翟东升和赵宇轩，2017）。但随着执政经验的积累，特朗普或将对其现有政策进行修正或微调，其极端政策主张很可能趋向缓和，适度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平衡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适度平衡是美国利益大势所趋。二战后，美国对国际机制的广泛参与有力巩固了美国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和在众多盟国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均因此受益。“美国优先”过于强调美国在国际机制中承担的义务，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美国获得的巨大利益。与之相反，一旦“美国优先”成为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同时，随着美国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剧，“美国优先”距离“美国孤立”也就一步之遥。因此，一味强调“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或许在短期内可以为美国谋得一些好处，但从长远而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此外，回归“美国优先”与“全球主义”的适度平衡也符合特朗普政府应对国内政坛和民意变化的政治利益需求。“美国优先”政策在国内政坛和社会引发激烈争议，甚至累及特朗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例如，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久，美国即有约30个州表示强烈反对这一决定④。一些民意调查还显示，共和党内部有过半成员支持美国留在《巴黎协定》⑤。而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也在美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平衡”或许将更多地反映于特朗普政府接下来的各项政策之中。
四、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影响
1.转向“美国优先”的美国经济近喜难掩远忧
美国经济复苏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就已经开始，2017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近十年来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生的累积效应，以及美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惯性作用（刘平，2018）。虽有特朗普新政的因素，但其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因为经济表现相较于政策调整往往存在滞后性，特朗普的宏观政策调整要转化为企业投资，再转化为就业、消费乃至经济增长都需要时间，很难如此迅速就对美国经济带来拉动作用。笔者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并不全是因特朗普政策所致，他只是继承而非一手缔造了过去一年美国经济的强势表现。
此外，特朗普试图通过吸引制造业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刺激美国再建设、再工业化和再就业。但强势逆转当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削弱美国产业竞争力，使减税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最终损伤就业，损害普通民众利益。更关键的是，从中长期看，有效需求不足、新动能乏力、劳动力成本高企、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政府债务飙升等结构性问题，仍是制约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深层因素。特朗普转向“美国优先”的经济新政，短期可以为美国经济复苏带来“锦上添花”之效，但中长期仍面临结构性因素掣肘，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弊无利。
即使这些政策在某些领域可能获得一些积极进展，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但其总体经济政策的调整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代价一定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徐明棋，2017）。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革，从长远看，“美国优先”增加了美国在世界深刻变革面前掉队和成为输家的可能性，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最大受害者可能就是美国自己（沈雅梅，2018）。
2.不利于全球经济有效复苏与长期增长
全球化大势虽不会逆转，但全球化进程将曲折不断。经济全球化作为客观事物，自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尽管特朗普由“全球主义”转向“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不太可能瓦解整个以WTO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也无法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但国际贸易会因保护主义思潮兴起而放慢增长速度，基于自由贸易理论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可能被边缘化，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或在特朗普的双边主义冲击下陷入瘫痪。此外，反对外包和推动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会导致跨境投资增速下降，边境税一旦出台也将对跨国公司的外包和产业转移产生负面影响（徐明棋，2017）。总体上，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新政不会根本逆转全球化发展大势，但会导致全球化由此进入一个深刻调整、波折不断的低潮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
3.全球治理出现缺口
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缺口，国际经济秩序陷入紊乱。全球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公共产品属性。全球性问题事关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并不能独占全球治理所带来的收益。这就必然会引发“全球治理赤字”（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一方面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给不足。特朗普政府基于反全球化立场，开始淡化自由主义世界的领导者角色，拒绝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将造成严重的国际领导缺位和国际责任赤字问题，促使国际经济政治及安全体系进一步分化重组，致使全球治理进程步履维艰，以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为基石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危机（张旗，2018）。当前，国际上希望中国引领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中国能否在短期内填补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留下的“缺口”仍是未知数。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并非要放弃全球化的收益，而只是要放弃引领全球化的责任。换言之，特朗普所希望的是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而非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李向阳，2017a）。这就会大大提高其他国家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李向阳，2017b）。历史已经无比清晰地证明，霸主拒绝提供公共产品所引发的混乱绝不可低估。
4.全球复苏延缓
全球经济波动不断加剧，复苏前景面临更多变数。美国政策转向扰乱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全球经济波动风险进一步加大。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世界经济是围绕美国市场和美元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元扩张，而美元扩张的主要途径是美国贸易赤字增加。1995—2016年，美国累计贸易赤字9万亿美元，对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为27%⑥。随着美国开始奉行公平贸易政策，追求对外贸易平衡，既有的全球经济循环将由此被打破。在新的循环体系建立之前，世界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受到抑制。与此同时，一旦多边贸易体制崩溃，全球统一市场就不复存在，全球经济将重新“碎片化”（fragmentation）。随着各国竞相出台贸易保护措施，国际贸易将重新回到“霍布斯丛林”状态（Hobbesian Jungle）（布坎南，2002），不仅全球贸易增长会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冲突⑦，世界经济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将变得更加迷茫。
①2017年5月意大利G7峰会结束后，澳大利亚新闻网指出“美国正在失去欧洲”，德国《图片报》直言“美国不再是可靠的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具体参见：“外媒称特朗普欧洲之行是一场灾难，美国正在失去欧洲”，环球华人网，http://www.509.cc/xw/jsxw/jlps/20170602/22528.html。
②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计算，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将使美国未来20年增加24.5万亿的债务，即联邦政府开始10年减少9.7万亿美元税收，第二个10年将进一步减少约15万亿。平均每年减少1万亿美元的税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美国2016年全年的联邦财政收入也只有3.267亿美元。
③转引自：肖炼.特朗普新政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J].国际贸易，2017（3）：27-32.
④亲自签署《巴黎协定》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批评特朗普的决定让美国“加入了少数几个拒绝未来的国家行列”。美国约30个州强烈反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并立即开始采取行动。纽约州宣布将投资16.5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及提高能源效率。加利福尼亚州地方议会决定，到2030年，该州能源消耗的6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而到204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00%。纽约州还与加州及华盛顿州共同成立了支持《巴黎协定》的各州联盟以协同行动，继续推动美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及提升新能源使用。仅这3个州就已经占美国经济体量的1/5。参见：“特朗普的这次任性不出人意料”，《文汇报》，2017年6月3日。
⑤美国耶鲁大学2017年4月的民调显示，2/3的美国民众希望参加《巴黎协定》。10月的民调发现，71%的美国人支持留在《巴黎协定》内，这其中包括57%的受访共和党人。
⑥转引自：欧阳俊.争议与变革：特朗普的2017.澎湃新闻，2017-12-2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0739。
⑦纽约大学著名教授鲁比尼（Noreil Roubini）认为，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采取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类似政策时，其实帮助播下了“二战”的种子。今天，美国转向孤立主义且一味追求本国利益，可能最终引发一场全球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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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全球主义”到“美国优先”：特朗普经济政策转向的悖论、实质及影响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作者：洪娜